年初，一位博士的《回乡日记》刷遍网络，“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”，一声长叹，击中多少心绪。人们感慨，这是一个国家高速发展中的“生长之痛”，不可避免。不过，改变似乎比人们想象的快。年底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释放积极信号，2016年1月1日实施的居住证暂行条例，将让更多异乡人在城市里找到归属。

这是2015我们时代我们生活的一个典型场景。这一年，马航失联的亲友还在牵肠挂肚，巴黎暴恐的枪声让孩子想要逃离，人们意识到，这世界与己无关的事越来越少。这一年，经济低迷、地缘动荡、文明摩擦，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，“压力山大”依然存在，焦躁不安还在弥漫，但人们也发现：除了个体内部的自我调适与化解外，对整个社会群体来说，改革的获得感，是抚平情绪、纾解焦虑的最好镇静剂；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，才能让信心耐心在人们内心不断生长；国家富强与全面小康，才能使老百姓多一点“稳稳的幸福”。

焦虑是一种时代病。美国的研究机构数据表明，1980年，有2%—4%的人患过焦虑障碍；1994年，这一比例达15%；而到2005年，上升为28.8%。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虑，对中国人来说，这种群体性焦虑更为突出。一个世纪前，世界还定义中国人是“漠视时间的人”，现在，则发现中国人甚至成了“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”。“手机在响，电话在催；最爱‘快进’，狂点‘刷新’；做事最好名利双收，理财最好一夜暴富”，外国记者笔下中国人的焦虑生活，其实包含着复杂成因：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百余年的进程，这背后，有时不我待的奋起赶超、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梦寐以求，但滞后的社会结构、转型的剧烈碰撞，加大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感、焦虑感和紧张感。